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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之今年美本轉學變得超容易

2020-12-02

　　前幾天，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發布了其最新的年度大學招生簡況。

　　其中有近750所學院和大學回應了NACAC的調查，并承認他們有新生或轉學名額的空缺，同比提高了80%-一年前，只有419所學校表示存在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會把這樣的漲幅歸咎于疫情的肆虐，事實情況很可能也是如此。

　　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是一些一直存在于這些招生簡況數據背后的“隱藏現象”，以及這些現象在疫情的放大鏡下面臨的道德困境。

　　長久以來，NACAC的調查中，只有必須公開再招生的學校才會承認自己處于新生和交換生的短缺狀態，而大多數所謂的“院校”則會更多利用自己龐大的候選名單waitlist來解決短缺問題（因此也不會承認自己正處于學生短缺）。

　　因此，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理論上講，最終任何學校都不得不突然宣布再招生，或在常規申請季結束后，從候補名單中招收大量學生。

　　這種情況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連鎖反應，對校方群體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排名靠后的院校將面臨大規模的“夏季融解（summer melt，這里的“Melt”指發放offer數和實際接受offer的學生數量呈巨大落差的現象）”。

　　往年也有一些院校沒有在NACAC的簡況報告中承認自己存在學生短缺問題，卻仍然宣布他們將繼續接受申請。有趣的是，他們給出的理由一般都和自然災害有關：

　　泰國發生了海嘯，我們表示同情，為了對因此而受到影響的學生們提供支持，我們決定適當推遲我們的申請截止日期。

　　而今年，這種理由更是可以用到手軟。

　　問題在于，無論往年學校想以何種手段掩蓋和解決自己的學生短缺現象，這種現象的整體規模和體量都不會很大，因此，也不容易引起大眾的關注和懷疑。

　　時間來到美好的2020年，一些大學招生的真相，在聚光燈下閃閃發光：

　　近日，一名在一所一流州立大學的候補名單上的學生發現，這所大學在今年NACAC的招生簡況中表示有學生空缺，且會繼續招生。

　　這個現象令她匪夷所思：既然有空缺，為什么這所學校不采取轉正候選名單上的學生的策略填補空缺，卻要選擇繼續招生？

　　這是個充滿智慧的發現。

　　對于候補名單的作用，我們慣常的想法是，學校之所以會把一位申請者放在候補名單里，是因為這位申請者足夠滿足該校的錄取條件，只不過目前該校沒有額外名額可以用來招收這個學生。所以，當學校出現學生短缺的時候，把候補名單上的申請者轉正，自然應該是最直截了當的選擇。

　　然而，如上這個現象顯然顛覆了這個“常理”。

　　由此，我們必須思考：如果候補名單不是用來填補學生在數量上的空缺的，那么它到底還能干什么？

　　實際情況是，候補名單確實是用來幫助學校填補空缺的，但這個“空缺”，比簡單的數字游戲還要更復雜一些–大家有沒有想過政治正確的問題？

　　美國是一個越來越在乎政治正確的國家，而教育，就是推行政治正確理念的最有力工具–如果一個群體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那么他們就只能永遠地存留在社會底層，這顯然不夠政治正確。

　　按照這個邏輯，每所大學，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當然公立學校在這方面責任更加重大），在招生的時候都得考慮招沒招夠所有政治群體的“代表”：

　　如果一所院校里沒有幾個黑人，那必然是“沒有擺脫舊時代的思想，缺乏先進理念”；如果它竟然對亞裔學生缺乏關懷，那估計是犯了“種族歧視”的老毛病；如果它不允許同性戀入學，那看來是還沒把宗教迫害那套忘得干凈。

　　再不濟，它總也要考慮一下各州之間的團結友好和互通有無？于是，如果它招收的州外學生數量稀少（尤其是女生，你可不能對現代女性翻半個白眼），那看來是想支持自州鬧獨立了。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新命題，在新時代里，學校的招生辦，既要考慮學生質量，又要考慮數量，都是還要考慮不同學生群體的比例。

　　學生的質量和數量一定是優先的，這關乎學校最本質的名譽，而學生群體的比例，則一般是在這之后，對已招收學生構成的進一步考量的結果。

　　考量過后，如果發現有哪個群體的“代表”不夠，那么，就用候補名單來解決。

　　這種操作不僅在本科申請中存在，在研究生申請中亦有其足跡–研究生申請中的最后一輪，一般來說就是用來干這個的。

　　咱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以后，也許這位學生的疑惑就不難解答：

　　為什么我在候補名單上，學校承認學生短缺，卻不招我？答案是：你所在的群體的比例可能已經夠了，他們需要更多來自其他群體的學生，但候補名單上顯然也不夠，所以必須再招生（更何況，這是所公立大學）。

　　在候補名單上招不到足夠的群體代表的現象其實也很常見（不過可能對院校來說問題不大）。因此，我們會發現，很多學校最終放在候選名單上的學生總量甚至可達上千人。

　　之所以會有這么多學生被陸陸續續地放在候選名單上，還有一個原因是：

　　招生辦知道，候補名單的總體轉化率每天都在降低–學生可不知道你什么時候會轉正ta，除非對該院校至死不渝，否則很可能已經另投他家了。

　　如果沒有疫情的肆虐，估計大家在了解到這位學生的遭遇時，多半是同情和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對學校數落一通，然后各回各家的態度。然而，這場疫情，就像是社會的放大鏡，把這樣的問題，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當下，整個美國都處于對“事實vs信仰”的爭論之中-究竟我們是基于數據，相信新冠病毒的威脅，還是投靠信仰，拒絕禁閉，為自由而戰？這樣的問題持續發酵，爭論不休，可以說是一次事實數據和個人情感的彗星級碰撞。

　　從我個人的角度講，在生死面前相信事實數據似乎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但也有很多同胞持不同意見。美國一直以來都崇尚自由，我們就是以自由為起點的。

　　然而，我幾乎不敢相信一個生活在平常年代的人會把自由放的比死亡還高。

　　于是，我不禁在想，這場“事實vs信仰”的圣戰，是不是最開始就存在根本性的誤導。

　　現在上街聚眾游行的美國人，大都是中產甚至更加低階層的人群，我們可沒有看到有錢人出來宣揚自由（除了資本家）。說到底，我們不是在為自由而戰，而只是在為生存而戰。

　　有沒有工作是生存問題，在生活中多一些確定性，少一些不確定性，也是生存問題。

　　就好比學校不希望出現summer melt一樣，對很多學生而言，能夠盡早地鎖定offer，在當下的疫情大背景下，所獲得是往往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寄托。

　　如果學校本來有能力賦予這些寄托，卻沒有，這算不算道德上出了問題呢？如果在疫情之下，學校還在選擇先給哪些群體寄托，而不是一視同仁，這又是否可以歸結于是一種反向的歧視？

　　哲學家W·D·羅斯(W.D.Ross)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每一段關系都是道德責任的縮影。”

　　也許在當下，這些責任包括尊重和同情每一個申請人。